观察中国中古物质文化不难发现，南北朝隋唐大不同于秦汉文化，秦汉显得古朴、厚重，南北朝隋唐则变得新颖、开放，中外文化交流应该说是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。有关南北朝隋唐艺术吸收南欧、西亚文化的情况，已引起相关研究者注意，但受到各自研究领域和视野的限制，长期以来没有多大进展。一方面阐释旧话题者居多，另一方面泛泛而论者不在少数，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没有识别出来，或误识南欧、西亚为中亚、南亚等地文化因素。本项目针对目前学界存在的诸问题，基于多年实地调查和思考，在尽可能充分利用学界披露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上，就下述四个部分、八个子课题做了具体阐述。
一、鄯善古国部分遗物与西方的关联
（一）鄯善古国木雕家具图像所见外来文化因素。认为尼雅与楼兰遗址出土兽腿形椅腿主要受到古希腊罗马影响，同时带有波斯文化因素，尼雅出土木桌图像分别源于西北印度和中印度，尼雅采集柜门图像兼有印度和波斯文化因素。这些家具图像反映了南欧、西亚、南亚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情况，这一过程应该发生在西域，而不是西北印度犍陀罗。
（二）民丰尼雅出土蓝印花布丰饶角图像。就民丰尼雅出土蓝印花布的文化属性问题，以丰饶角图像为线索，在梳理古希腊罗马与拜占庭，以及贵霜同类图像发展脉络的前提下，推断为来自贵霜的物品。认为从古希腊罗马到贵霜，丰饶角形态及其持有者身份有所变化，象征意涵则始终没有多少改变，贵霜以古希腊罗马手持丰饶角女神为蓝本，吸收当地佛教造像因素，便形成蓝印花布女神图像。贵霜物品出现在尼雅遗址，意味着两地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。
二、北朝隋唐部分器物与西方的关联
（三）中原北方出土古希腊罗马器物。就中国出土的一些西方器物进行了重新辨识，认为并非学界推断的西亚波斯、中亚制品，而是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古希腊罗马物品。指出临潼庆山寺唐塔地宫出土铜壶，颇为接近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人物头面形器物，也不排除罗马帝国早期遗物之可能。大同和正镶白旗北魏遗址及墓葬出土银杯、银碗，器形与装饰特征无不契合罗马帝国遗存，有别于波斯萨珊器物。这些器物成为说明中古中国与地中海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。
（四）枣形腹、石榴形腹细颈瓶与梨形腹束颈瓶的系谱。梳理了南北朝后期迄唐前期的部分异域风格器物，即枣形腹细颈瓶、石榴形腹细颈瓶、梨形腹束颈瓶的发展系谱。指出北朝后期与隋代河北南部为其主要发展区域，由北朝铜瓶到隋代邢窑瓷瓶脉络清晰，初唐河南中部巩义窑又烧造细颈釉陶瓶。进而说明，枣形腹、石榴形腹细颈瓶发源于南欧，原为前5、4世纪希腊、意大利居民的盛油陶瓶，梨形腹束颈瓶的源头则是伊朗波斯萨珊朝银瓶，这些西方器物造型东传以后，形成中国本土化同类器物。日本6-8世纪流行的枣形腹、石榴形腹细颈铜瓶，既有中国输入品也有日本仿制品。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，这些具有西方情调的器物，成为服务于上流社会及佛教的贵重物品。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时代，这些器物所以能够横贯欧亚大陆，大概就在于其造型有可人之处。
三、南北朝隋代忍冬纹样与西方的关联
（五）北朝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来源。北朝时期流行的以c形藤蔓为骨架、呈扇形构图的忍冬纹样，包括一般和特殊两种形态。一般扇形忍冬纹样主要存在于北魏中期前后，少许延续至北齐，集中分布在大同周围，零星见于洛阳、延安、敦煌等地。特殊扇形忍冬纹样在前者基础上产生，短暂流行于北魏中期后段，仅见于大同周围。扇形忍冬纹样由来于地中海地区同类纹样，在南欧前5、4世纪发展成熟，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运动，向东传播至西亚、西北印度，进而传入中国并本土化，成为南北朝忍冬纹样系统中与众不同的组成部分。
（六）南北朝隋代双茎桃形忍冬纹样。双茎桃形忍冬纹样，即以一对左右对称的s形忍冬藤蔓为骨架，组成腹部呈桃形构图的纹样，可以分为双茎桃形植物忍冬纹样和双茎桃形云气忍冬纹样。双茎桃形植物忍冬纹样约出现于南北朝前期后段，包含南北方和河西走廊两个系统。南北方者以基本单元颈部开口、腹部全忍冬，且基本单元之间相离为主要特征，由汉水流域波及南京、成都、洛阳和西安等区域。河西走廊者以基本单元颈部交茎、腹部半忍冬，且基本单元之间套连为主要特征，敦煌为发展中心区域。南北朝后期结合汉代以来流行的云气纹样，创造出双茎桃形云气忍冬纹样，洛阳、邺城成为发展中心区域。双茎桃形忍冬纹样创始于古希腊、罗马共和国时期，罗马帝国时期延续发展，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并迅速中国化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设计和审美意涵，构成中国装饰纹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四、北朝隋代部分图像与西方的关联
（七）北魏前后神人控驭对兽图像及其西方来源。北魏前后出现一些带有神人控驭对兽图像的遗物，学界指出这种图像在西方文化因素影响下产生，然而缺乏具体细节阐述，难以了解更为全面信息。本稿划分为青铜铺首衔环表现神人控驭对龙，以及其他物件表现神人控驭对狮图像，分析了这些图像的表现形式，及其吸收和改造西方文化因素的过程。
（八）兽首含臂守护神像系谱。就含混不清的兽首含臂守护神像发展系谱问题，在尽可能全面收集资料前提下，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。指出中国兽首含臂守护神像经历南北朝隋代初步发展、唐五代大发展，以及宋元明清延续发展三个阶段。进而认为，安息帕提亚朝赫拉克勒斯像出现初级形态兽首含臂图像，在西北印度又与执金刚力士混合造型，北魏早中期兽首含臂图像传入首都平城，装饰性兽首含臂守护神像流行开来，尔后随着迁都洛阳流布中原北方。唐五代时期兽首含臂守护神像获得空前绝后大发展，初盛唐尤其发达，基本分布在唐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和四川。包括伫立式、踏恶鬼式、踏卧兽式、地天承托式四种形式，随葬陶俑占多数，少数为佛道教雕塑造像，大多表现为龙首含臂，少许表现为摩羯鱼首含臂。宋元明清时期兽首含臂守护神像在衰落中延续发展，南宋与明代形成两个发展小高潮，南方发展势头超过北方。伫立式占据绝对多数，同时流行踏恶鬼式、单蜷腿坐式、双腿垂下坐式等，主要用于佛道教雕塑和墓门及神道石刻造像，一概表现为龙首含臂。兽首含臂图像以其奇妙设计，在中土引起人们浓厚兴趣并广泛用于装饰守护神像，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。
负责人及所在单位：李静杰 清华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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